歷史沿革 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得當，但他們嗅到的風向，是1,330家企業放無薪假，創史上新高，代表後疫情時代的衝擊才剛開始。 SARS疫情集中亞洲，疫情相對較快結束，政府也未限制集會人數；這次COVID-19撼動全球經濟，與景氣相扣的辦桌，很難在短時間內回溫。 「921傷到（外燴）一點，SARS傷到一半以上，今年的疫情，可能讓辦桌成為沒落的產業，」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祕書鍾月春感嘆。 在晶片產業寒冬來襲之下，韓媒社論指出，全球排名第一的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去（2022）年營業利益率暴增73%，而在記憶體晶片稱霸的三星營業利益率卻下滑16%，三星企圖在代工領域超車台積電，差距卻不斷擴大。 文中直言，晶片產業是推動韓國經濟成長的關鍵引擎，面對台積電業績火爆，韓企卻出現停滯，政府應該要有危機意識，端出緊急策略來應對，避免經濟受重創。 全球經濟前景看淡，消費市場需求下滑，拖累韓國半導體庫存天數高達20周（約5 個月），若加上客戶手中的庫存，將一舉衝上30周，雖然下半年有機會復甦，但韓媒憂心，全球兩大記憶體廠三星和SK海力士今年恐面臨更大虧損。 從清代到民國50年代，儘管已有酒樓、菜館幫人辦外燴，但僅限於城市；農村地區偶爾有兼差幫人烹煮宴席菜餚的村民，他們不是專業的廚師，只是廚藝稍微比一般人好些，但因為能做的菜色相當有限，甚至食材都得讓主人家自己準備，因此完全稱不上是一種行業。 大約到了民國50年代之後，一些代工烹煮的村民開始感受到兼差辦桌的利潤比務農還要好，辦桌也就逐漸邁向專業化的進程。 這個”俗”又有力的臺灣特有宴席文化—辦桌，在臺灣飲食歷史的發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，並在現代臺灣，逐漸成為臺灣飲食文化的代言人。 俗語說：「十日前，八日後」，指的就是辦桌前主人家的準備工作與善後。 以婚宴為例，主人家（男方家人）通常得在半年前，根據男女雙方的八字，擇日訂好迎娶與宴客的日期，當主人家確定宴請的日期後，經濟富裕的家族可能會委託菜館的廚師到府外燴，如果是一般家庭，就會拜託村里間廚藝較佳的人來擔任「辦桌師」（現今多稱為「總鋪師」）。 設宴前，辦桌師得要先與主人家商量可用的食材與菜色，再由主人家負責準備材料。 由於當時沒有瓦斯爐，大部分民家中可用的灶只有一個，所以通常要在一周前用土磚泥料砌好ㄇ字型的「土（角）灶」，並待其乾硬之後供辦桌師烹調使用；而搭土（角）灶也象徵著「起灶」，閩南語中意味著一個新家庭的成立。 臺式辦桌歷程中在六○年代開始興起的行業「碗盤出租商」，是辦桌文化突破以往的新改變！ 是出租餐具以及烹調所需的鍋碗瓢盆等器具給掌庖師，免卻了早期主家和賓客需自行尋找或攜帶桌椅餐具的困擾 。 時至今日的辦桌文化裡，已不復見早期在旁端盤子、打雜的鄰居，取而代之的是負責支援各個領域的「大工」、「小工」。 這是一群由掌庖師所雇用的工作人員，基本上，大工負責擔任掌庖師的助手，而小工則是負責洗菜、切菜、收拾碗盤及整理桌面等一切打雜工作。 有些工作人員是臨時工性質，但是通常大部份皆為固定班底，長期受雇於掌庖師，專職於此項行業，也由於長期合作的關係，這些人員和掌庖師的默契十足，因此更加提昇工作效率 。 放眼總鋪師沿革與歷史，施家班更有一項獨步全台創舉，就是打破傳統觀念，提供師傅呷月領有月薪，堪稱業界傳奇！ 外燴辦桌是靠接單做生意，有神明生、廟會、喜宴、尾牙等辦桌訂席，才有收入，因此，一年有大半時光是淡季，卻也使得辦桌師傅、助手收入不穩定；為了確保員工能安頓生活，施宗榮從安定人心著手，讓師傅能夠專心為施家班打拚。 借鏡國外「變形金剛」提升外燴服務28歲那年，第一次出國的汪義勇，在日本看到他們對於食物的堅持與擺盤的美學，於是有一個念頭開始在他心中發酵，那就是決定要把在地的辦桌文化更加提升，從此愛上出國取經。 隨著社會經濟改變和都市化與全球化的過程中，記憶中的辦桌有了不少變化。 首先在菜色上，根據陳貴凰與黃穗華老師在2011年所發表的論文中指出，台灣光復前後因物資缺乏，辦桌菜色以「呷飽」為主要目的，內容以豬肉、雞肉(鴨與「壓」、「押」諧音，故不採用)、還有河鮮為主。 外燴 民國60至80年代則以「呷好、呷巧」為特色，由於養殖漁業的發展以及各種食材開放進口，我最喜歡的龍蝦、九孔、石斑魚、甚至農業社會中視為禁忌的牛肉，陸續出現在辦桌菜單上。 但換個角度想，這次疫情何嘗不是隻土虱，讓業者遍體鱗傷，卻也可能是讓產業活過來的機會。 黃嘉郁則發現，廟宇活動參與者以老一輩居多，許多祭祀文化沒被年輕人銜接上。 當世代更替，傳統民俗被簡化，未來總舖師與廟宇的關係，可能不再緊密。